贺卫方：推动民主应该是自上而下的进程 

学生：第一个，今天主题是刑事审判，然后我想问贺老师，我是法学院大一的学生。我们以后可能会从事律师这个职业，从事律师这个职业，我觉得最佩服的是刑辩律师，但是刑辩在中国有著名的三难，叫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所以说中国的律师是比较倾向于做一些非诉的，公司上市，不出庭。出庭的都是一些小律师，中国有这样一种很歧义的偏见。如果我们以后做刑诉律师的话，可能会实现我的理想，但是可能挣不了多少钱。说不定还会像李庄先生一样进去。然后这样说不定就找不到老婆了，但是如果做一个上市业务的话，可能赚很多钱，然后这样白富美跟着来了。所以问一下老师，对我们法学者有什么寄语。第二个问题是，老师谈到了民主在中国一个前进和发展，然后最近我看了很多文章和书，比如说孤枕先生，李善之先生，当然还有胡适先生的书。还有网上的一些书，社科院所长房龄先生写的几篇文章，标题让我大吃一惊，比如说中国绝不能搞民主制，然后民主还是国产的好，我觉得非常荒谬的一个观点。民主还是国产的好，我觉得非常荒谬的一个观点，让我感觉太搞笑了。贺老师在追求民主现状，包括法制，司法独立，这些普世价值的问题上，老师能不能为我解答一下，在具体应对这个问题上，中国哪步是最重要的？是像中产阶级的一些崛起，还是说知识分子一种引领，还是百姓普通大众的启蒙，这3点，我觉得89年第三次民主浪潮之后的浪潮在席卷东欧和苏联，但是在中国却夭折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想请贺老师解答一下。

贺卫方：这个是大一，哎哟，湖大的人太厉害了，真的是惟楚有才。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当然对于大一的同学来说，这个时候考虑这个问题稍微早了点。我觉得其实对于本科教育阶段来说，这个时候可能是非常扎实，认真去学习你的专业知识，同时你在整个4年的学习过程中间，需要逐渐的把自己，不仅仅是成为一个精通法律的人，而且也要受到一种博雅的训练，读很多很多的书。但是我觉得你已经了不起，已经现在开始读很多很多的法律之外的书，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我们一个只懂法律的，哪怕是非常精通法律的法律人往往是法律的敌人。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去广泛的阅读，然后不必过分的，紧迫的太关注这个社会。我觉得多多少少应该发挥一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精神，因为在本科阶段，因为今天的社会因为网络太发达，有时候人就会变得安静不下来，就会天天就觉得，哎呀，一会邓玉娇着急啊，一会是药家鑫生气啊，就是整天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信息中间，你就会觉得不能够安静的读书。所以我在一定程度上我建议建议我们的本科同学，尤其是本科同学，包括研究生同学，少关注现实，也不要太早的去关注政治问题。我遇到有一些在本科阶段就变成职业革命家一样。有时候由于他的学养不是特别够的话，他往往把一些本来不敏感的东西搞得很敏感化，然后动不动就说老子进监狱，果然把你抓进监狱去了。（笑声一片）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更加需要心平气和去对这个社会谋求改造，这个改造不仅仅是制度的改造，更是文化的改造。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考虑到自己的未来的发展，我想其实你发展的路径很多，即便是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也有一些律师特别的壮怀激烈，有一些律师你会发现他们跟体制靠得更近，更能够跟体制对话，似乎并不是说特别的单一化的一种。有的律师就显得很安全，但他也做了不少的事情，有一些律师他就很危险，老是在边缘上的。我倒有时候想劝这种太过分的，激烈的律师，要稍微注意，比方同样是跟检察官对立，有些律师就会说，他私下里跟检察官就保持很良好的关系。也非常简单，他们知道我是律师，我必须要这样做，那检察官就很能理解。但是有些律师就很激烈，老子就偏偏不跟你玩。有时候就人为的制造一些矛盾，你们知道学法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素养，就是人的沟通的能力，你要学会如何跟人沟通，如何让别人愿意倾听你的话，一个律师在法庭上讲话，为什么有些人到了法庭上，法官就恨不得把他一脚踢出去，有些人法官就觉得哎，特别愿意听他讲话。你就知道这样的一种，让别人愿意听取你的意见，这个对于保护你的客户利益来说，也非常重要。我要说其实在任何国家，最有名的律师往往不见得是收入最高的律师，最有名的律师往往是从事刑事案件辩护的律师。特别容易出名，因为社会都关注。收入最高的律师往往大家都不知道，整天就做一些非讼，企业兼并，大企业都特别依赖。但这些人往往不大有名气。这也许就是某种补偿效应吧。因为你收入不高，所以你就有名气了，因为你收入太高了，你就没有名。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收入或许在某些时候你就会觉得收入不是特别重要。为什么？在美国，比方说在英国这种国家，一个最成功的律师，一旦被任命为任命为法官，他就觉得非常了不起，大家都觉得鲤鱼跳龙门。但是任命为法官，意味着他的收入的下降，他的收入往往…最成功律师的收入能够5倍一个最成功的法官。但是他就愿意去做法官，因为法官能够给人生带来更大的荣耀。所以白富美也不见得只是看中你的钱。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你提到民主的程序，或者民主的动力。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许也有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有几个方面特别重要，第一这个社会的自我组织非常重要。那就是说我们要建立市民社会，我们要让这个社会，比如说大学真正能够独立，真正像那年李敖到北大去讲，像蔡元培校长主政北大的时候，那多牛啊。教育部来文件，拒收！教育来钱，拿下。（掌声）这个不能叫大学资质。那么工会是不是能真正独立，商会能不能真正独立？农会，我们现在大家知道，中国是个农业国，这么多的农民，居然全国农民没有个农会，人民从来就没有想象农民其实他的利益有一种整体性，他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代表他们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呐喊，去为农民的利益去加油。我们从来没有农会，我们能不能真正的说，让这个社会逐渐的，真正的接受宪法，我们宪法规定结社自由嘛。我们能够结社自由，最后的结果是说，这个社会看上去需要。比如说是一个喜欢全国都统一的领导人就觉得，他每次说一句话，总是有一些组织起来说，我们坚决反对，我们不同意。没有一个领导说能够登高一呼，哇，全国人民都响应，不可能了。但是你知道也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就是说，这个社会从此获得了一种最大的稳定机制，政府不需要操那么多的心，这个社会有自己的组织能力。每一个社会组织本身就构成了希腊这个社会的一种意愿和不满可能性。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去做努力，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民主的程序可能有一点颠倒，在我看来，这个国家要推动民主，最好是从最高层先做，而不要从村里面做。我们经常说中国有8亿农民，教育不够好。所以这个民主不大容易一蹴而就，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让民主先从村里开始搞。那些建镇63年了，民主到现在还是在村里面进行，超低空飞行，一直在那么搞。那说什么时候能搞到中央这一级，搞到最高领导人说，全国人民一人一票选最高领导人？什么时候能够进行？那等到黄河清看起来也没什么希望。我觉得现在这个程序有点颠倒。而且村里面老是出问题，比方说黑社会，比方说贿赂，家族势力重来。我说先从最高的开始干起，行不行？比方说我们党的领导人，再也不搞谁指定，哎呀，现在这最高领导人最后产生，你们知道最后十八大闭幕那一天，我们还不知道政治局常委到底是7个人，还是9个人。现场有记者说，远远的看，那将来会出来的领导人上面的位置，好像下面隐隐的划了个圈，最后发现是7个圈，哎哟，最后赶快微博就出来了，是7个圈。最后出来果然是7个人，然后大家简直是…当然最高领导人是谁，总书记是谁，我们5年前就知道了，这个基本没有争议。但是谁上谁不上，哎哟，全部都是一片大佬在后面操作，谁都不知道。我觉得最可怜是那帮参与不了决策的党代表，以为自己是最重要的人物，其实什么事都不定。这个编制我们能不能说我们不搞这套，不搞暗箱政治了，我们就叫，比方说十八大代表，2000多个人，大家就投票，有几个人竞争，竞选，然后电视直播，然后互相辩论，薄熙来跟汪洋辩辩辩，最后党代表，凤凰卫视直播，然后最后党代表投票，50个党代表就可以提名一个候选人，经过几轮那么淘汰，我觉得如果有这样一种民主的话，就意味着教育层次最高，素质最高的人，先给全国人民带一个头，做一个表率。按照北京人说，你打个样给我们看一看，怎么搞民主。最后大家就学嘛，你看，孔子说了一个道理，你上面震了，下面就跟着震了，你上面搞民主了，下边就跟着学会搞民主了。所以我觉得民主程序可能从这个角度可能比较好。所以就这两个方面，你觉得可以吗？ 

学生提问：网络时代的民意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学生：贺老师您好，就你刚刚演讲当中有提过，在英美法系陪审团审判过程当中，他们所裁决出来的案件结果最终是没有人去问他们原因的，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而我们也关注到，在最近这几年，我们国家发生了这些重大的刑事案件当中，民众的舆论依托于这种媒体的发达，已经越来越深入到对我们刑事案件审判过程当中，甚至是大家发展到了舆论审判的，媒体审判的程度，这种审判的影响力大大盖过了正常的一个国家应该有的司法审判影响力。所以我想请问您，您觉得在这些重大刑事案件当中所凸现的这种所谓民意和西方的这种英美法系国家，他们利用陪审团来审理案件的这种公众意志，这种区别到底在哪里？我们所倡导的所谓这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到底是不是应该真正的达到统一？

贺卫方：我觉得你很敏锐的去观察到了这两者之间的，非常需要我们去好好去界定的一个界限。陪审团在审理，实际上最早的时候是诺曼征之后，卫公爵带到英格兰的一种特殊的制度，早期的时候，与其说它是一种判断的团体，不如说他是一个证人的团体。因为他涉及到一些作证来去请示，说这块土地到底历史上属于谁的，或者说相关的法律，相关习惯法是不是有50年持续的应用的一种习惯法。后来逐渐这个陪审谈变成了一个裁判团了，就和事实问题的，排他性的裁判。我觉得陪审团当然它的存在能够吸纳一种所在社区的价值观，道德观，都在这个过程被引入到整个的司法过程中间，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曾经有一个天主教，基督教还是天主教非常严格的一个社区，最后陪审团居然判决一个讲进化论人有罪，因为这是大家社区价值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可能他是这样的一种，有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多数人的暴政这样一种可能。但是其实陪审团在选任中间又要求得非常严格。通常选12个人会找60个人随机的摇摇摇，摇出来，或者说驾驶证号，或者选民证号选出来，然后这60个人来了以后，双方当事人、律师都参与到这个遴选中间，比如说你是否对这个案件看过许多的报道？他说哎呀，这两天我真是气死了，这个枪击案你看杀这么多的人，这个人十恶不赦。啊，对不起，你走吧走吧，回家吧。然后说这位先生，你家边有没有家庭成员中间有人遭到枪击而死的？哎呀！我爸就是被枪给打死的。对不起，走走走。你会发现，他想方设法的选出一个真正的，不带偏见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审理过程中间，他们基本上是不发问的，他们就是安安静静的在那听，在整个过程中间，法官要想方设法去把任何有可能，比方说让陪审团变得群情激愤的因素给去掉，传来证据要去掉。那最后陪审团做出的判决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倾向于更理性，更中立的一个判决。而不是说简单的整个人民的狂欢，人民的愤怒的一个体现。
曾经在美国奥克拉.托马爆炸案，被告人的律师曾经要求说，这个案件由于在本地的媒体报道太多，以至于在本地没有找到一个客观，中立的陪审团了，所以他们要求转移管辖权，这个就体现了他们当时制度设计的初衷。那么你说的这样一个媒体审判问题。在英国这个问题一直是法律限制得很严格，不允许报纸对一个刑事案件做过多的报道，因为怕污染陪审团的眼睛、头脑，那么在美国这个问题是比较放开的。可以自由的进行批评。但是我要说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个案件经常一旦挖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已经没有办法去阻止人们对这样案件的议论。在我们国家政治当然议论起来就很困难，经常有敏感词。再加上你看邓玉娇案还不让大家说一说。药家鑫大家还愤怒，还不让说嘛。但是说着说着，你就会发现，也许知识界有一种责任，来去引导那种理性的东西。我觉得经常你会发现有一些学者们，在助长着某种暴力，这个时候我觉得首先需要警惕的。另外一方面其实民众再大的愤怒，如果法院是独立的话，其实也不怕，而法院其实并不怕，网上你再怎么吵，法院其实并不怕。法院就怕吵着吵着，最高领导人发火了。最高领导人就批示了，这个东西是最麻烦的，所以你就说这个国家你最高领导人再怎么发火，再怎么想批示，没用，法院不听你的，法院只是依法裁判。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的话，那我觉得人民，大家真的是…本来老百姓就没多少说话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不是特别的赞同在这个国家，现在就会用这个概念，叫做媒体审判，报纸审判，其实不存在。都是领导人在审判，所以要把这个东西给斩断，谢谢。

贺卫方：人性恶是法制得以存在的一个源泉

学生：罗岚夫人曾经说过，自由啊自由，多少人为你而死，所以说从你的观点来看，从文化、政治、经济、法律来看，对文化作出什么不同的诠释？

贺卫方：其实我们这样一个社会其实是越来越倾向于分工的社会，所以不停的领域中间的人们，大家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出发，对自由肯定有不同的想象，或者不同的界定。我自己觉得其实文学家在过去一个时代里面，对社会的影响很大。我比较多的接近一些文学界的朋友，文学评论家们，包括小说家们，戏剧家们，我觉得像鲁迅所体现的那样一种状态你会发现文学家往往家是壮怀激烈，他们对人类苦难充满了一种同情心，这种同情心洋溢在他们的字里行间，与此同时，也经常让文学的人士能够对社会，会想象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他们会对自由有一种…比方说全世界如果消灭了私有财产，那么就很有利于人的自由。你知道这个是马克思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文学青年，他一辈子没有摆脱文学青年，他就会想象说，这个最美好的社会一定是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没有了国家，没有了政府，没有了警察，法律…在座的人搞法律的人将来全部都失业了，那就等于最美好的社会就到来了。所以我觉得往往对人类苦难的，最不可遏制的同情心，反而会引导人们会走向一个更大的苦难，通往地狱的道路经常铺满了鲜花。让人民感觉到，哇，我们会进行那么一个美好的社会，就有点容易犯很大的眩晕式的社会构思。鲁迅身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读鲁迅的东西，你再读胡适的东西，你会发现胡适的东西就有一种非常理性的，非常健全的，比方说一个社会只能够一步一步改造，而且不可能建设完美无缺的社会。但是在鲁迅那，他就有着更加美丽的一个梦幻。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社会被文学这种思维主导的话，其实非常人人壮怀激烈，最激烈的感情，但是往往容易走错路。所以我们有一些学科更理性，比方说经济学，他很理性，他就有一种理性的假定，或者说大家都是自私的，他就不那么容易相信说，有一些人会是伟大的领袖，光辉照耀，他不相信的。法学这门专业我觉得训练久了，人是会有一种理性。比方说我们都知道人性本恶，人性恶是法制得以存在的一个源泉。那么政府是要防范的，防火防盗防政府，没有哪个政府是我们必须要满腔热情的去拥抱，去欢呼，整天歌颂，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永远热爱你呀。法律的思维是排斥这个东西的，所以法律人对自由其实是一个比较有限定的，有限制一个界定，那就是说自由不过是做法律所不禁止的所有事项的权利。所以我们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法律是不是能够成为自由的发育的温床。正像美利坚宪法的序言所说，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联邦，为了维护我们国防的安全，为了我们已经我们的后代，世世代代都能生活在自由的幸福之中，特制定本宪法。自由的幸福，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有限度的，对人性充满了防范的一种观念，所提出来的一个自由的想象。可能不同的学科真的有不同的想象，我们没有办法去一一的去界定你所说的不同的学科。

学生提问：台湾的制度可以成为我们改进的方向么？

学生：在我们中国如何去处理好政治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能不能我们的领导人也像美国的领导人一样，领导人犯了错误，能够进入一种法律的程序去审判他？在台湾我们能够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制度，对于我们中国的制度政治改进，以及在未来，我知道您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以及在未来的100年中，您对于我们中国大陆的政党制度，有一个什么样的展望。 

贺卫方：我觉得同学们今天的提问口径都挺大，重口味。特别欢迎中南大学的朋友，在你们法学院成立那一年，几个学校合并以后，成立的中南大学法学院那年，我专门到法学院去道贺，但是没有给学生们做讲座。只是到衡山顶上去开了个会，喝了不了酒鬼酒。我希望下一次有机会能够到中南大学去拜访一下你们同学们和老师们。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当年托克威尔评论美国的民主曾经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经常被引用的话，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会或早或迟转化为法律问题，最终由法院来加以裁判，加以解决。我相信这是一个法治制度特别重要的特征。其实所谓政治和法律有时候，什么叫政治，什么叫法律？我们知道法律的发展最重要一个进步的标志，就是逐渐跟政治相分离了，法律是法律，政治是政治。但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政治也会发生冲突，比方说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发生竞争，竞争之间会有一些个程序上的纠纷，比方说布什诉戈尔案，或者是戈尔诉布什案，总统竞选过程中间发生的那样一种竞争，冲突，最后由法院来加以裁判和解决。但是你一定知道，在美国也有一个规则，就说“法院不裁判政治问题”，一方面意味着按宪法规定，法院所处理的事故只是纠纷与案件，而且这种纠纷与案件其实也必须要成熟到可以变成一个法院可以裁判的案件，才可以诉讼于法院，另外一个方面权力分离原则，那就是说司法必须要尊重其他领域中间的事件，比如说属于行政的，政府的管理事项，就叫政府来进行处理。比方说涉及到外交问题。当年美国宣布跟台湾断交，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你知道理所当然伤害了长期从事台湾与美国之间贸易商人的利益，最后他们提起诉讼，美国的法院，联邦法院说这个不能够受理，因为这属于政治问题，这是政府的问题。所以你知道，法院必须要意识到，你如果是不尊重这样一种行政的权力，跟立法的权力，那么最终你也不会保持应有的独立性。所以一种权力之所以是有效的，是因为它是有限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规范。
我们也知道，我们如何去处理政治事务中间冲突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就是让政治事务的处理的过程也变得有司法的模式，这也是一个方面。我觉得你提到的问题，包括林彪，四人帮集团的审判，1980年的审判，也包括最近的一些审判，我们都可以知道，这里面实际上之所以达不到我们所说的法治的最低限度，就是因为还是政治的力量在操控整个的司法。至于说今后会不会发展，我觉得熟悉日本法律史的时候可以看一看日本人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们在1890年就居然发生了“大京事件”，大京事件就是俄国的皇太子访问尼古拉，访问日本，最后在滋贺地方，最后被一个刺客，一个刺客一下子一刀捅伤了，差点刺死。是枪打的吗？对，枪。然后最后举国震动，当时日本人害怕俄国人。然后他们吓得呀，天皇亲自去看望尼古拉皇太子，然后全日本寄来的慰问信，每天都能可以装好几大麻袋，然后慰问俄国皇太子，生怕惹恼了俄国这个北极熊，那一脚就把日本给踩没了。这个案件属于日本法院来管辖，哎哟，政府要求法院说，你必须要严厉惩罚，必须要依照侵犯皇室成员身体的罪名来惩罚，在日本刑法中，侵犯皇室成员就意味着，那就要死刑了。当时日本最高裁判所，当时的儿岛惟谦，他说这个条款是专指日本的皇家成员的，而不包括外国的皇家成员，外国金主家的成员到了日本就变成平民，不适用这个条款。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侵犯一般人的条款来处理，政府吓得呀都发抖，大家都感觉到深切的 不按，如果法院这么独立的话，那还了得。你知道最后法院没有判这个人死刑。俄国最后表现是什么意思？其他国家表现说，俄国说日本这样的一种判决，标志着日本已经成为一个文明国家，因为尊重司法独立。所以我们想到现在，他们这是100多年前日本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怎么还做不到这个，我都觉得我们中国人哪一点比不上日本，比不上其他国家，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特别有一个责任，正如你所说的，我是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我觉得我们都有一种责任去推动这个国家朝向一个真正有独立司法，赢得整个世界的尊重，这个可能是我认为第一个方面政治问题，如何去转化为法律问题。
台湾，学西方。其实你就是绕着弯，你是一个策略学的考虑。其实台湾就是学西方，中华民国典，1930年代产生于大陆，后来到现在是台湾适用的民法典，你知道当时民法典出现以后，评论家们是怎么说吗？仔细看看这部法典99%的条款都是有来历的，绝大多数来自德国，直接来自德国，一部分来自瑞士，一部分来自法国，所以基本上无一条无来历。只有一条可能是典当制度还是什么东西，什么特殊的一个制度，“典”就是这个制度，是中国传统的。所以我们现在说学台湾，那当然也可以学台湾。你知道前不久我曾经见过马英九，这个月的11号，江平教授和我访问台湾，到总统府拜会马总统，英九先生。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现场大笑）你会发现这个领导是学法律的，大家之间的交流就没障碍了，然后谈起这个，谈起那个，谈起科恩教授，谈起那个法律问题，马英九跟我们说，台湾推动民主和法制的整个过程，保障人权和宪政这个过程，可以说有效的，特别明确的证明了西方来的这套制度是可以在中华文明的土地上扎根，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的，这一点是台湾经验中最好的体现。

学生提问：走向宪政制度最大阻碍是意识形态管控么？

学生：其实我有个问题，包括你今天在演讲当中所提到的，要行业独立，自上而下的民主，这些我对你的观点也非常赞同。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很年轻，跟我一样，信仰法律，相信法律，具备法律的知识，对法律充满着希望。但是在我们的法学院，法学的每一位老师在课堂上，每天也给我们传授着公平正义的信念。而恰恰在我们法学院学生会，却无法…这一批最精英的法学人才都知道公平正义，都没有通过一个民主选举的程序去成立我们自己的学生会。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在讲民主，但从没做过，法学院的老师，领导每天也给我们传递这样一种理念，要公平，而国家，学校对青年思想的控制，国家对每个公民意识形态的控制，对于这样一种困惑，是否是我们走向宪政制度最大的阻碍？或者是我们如何去培养一批优秀的法律青年人才，去改变这个国家，改变我们周围，让我们国家走上真正的宪政之路。谢谢。

贺卫方：请坐，你好像是有地方坐吗？你们两个好像是共享一把椅子。我觉得你是不是不让我走出去这个大门了，老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老叫我对湖南大学发出什么吼声的感觉。我不能够对东道主这么不礼貌，其实湖南大学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笑声）中国的大学没有一个大学的学生会真正是由学生们自由的选举产生的，都是带有相当浓烈的官方性。所以你这个时候可能要求一个大学先这么做的话，那你就无疑是要求这个大学的校长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党委书记和自己的政治生命挂在一个腰带上，随时都可能掉下来。所以这个东西看起来不大可能，从一个学校首先搞起来。虽然说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实际上它折射出的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所以它也不可能就从一个局部一下子它就改，那改了以后，上面教育部一指导说，你活不活了你？所以我觉得，你恰好提出一个特别亟待我们明确的问题，说既然说这个国家教育程度不高，所以搞民主太紧迫了，那如果大学里面总算教育程度高了吧，大学校长谁来担任，总得跟教授有点关系吧？总不能说是这样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校长谁担任都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大学里面现在还不让我们搞民主的话，我们就要怀疑说，到底有没有民主的诚意，我觉得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去慢慢的有一个观念的改变，因为太多的人说中国政治改革会不会在未来的短期内有很大的起色？
前不久我在美国参加一个研讨会的时候，别人也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不要寄希望于未来2、3年内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好。什么样的准备？观念的准备，汪洋书记说解放思想，那解放思想先要解放，解放什么思想？另外还有档案的开放，中共历史这些档案从延安，或者更早，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些档案都应该按照档案法的规定，满30年公共档案就要向公众开放，我们就有权利了解，我们历史上土地改革，反右，大跃进，大灾荒死多少人，这些问题文化大革命都应该得到开放性的研究，让我们不仅是年轻人，也让我们的官员们，也让许多沉浸在文革梦想中的一些知识分子们，能够理解我们过去的历史的真相到底是怎样，我们才能够说明确未来的目标，我们要建构一个怎样的社会，我想这个肯定是要去做很大的准备工作，需要做很大的推动工作。所以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太…这当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太急迫的说，凭什么我们湖南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会不是选举产生，我觉得现在还是不要太急迫。我觉得以需要一种整体性的活动，湖南的朋友敢为天下先，历来是有这样优良的传统。有的方面还是需要做一些准备，否则的话，盲目的，一下子开始，反而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