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出差在外，办事之余，在宾馆看电视消磨时间。电视剧《康熙王朝》中的权臣鳌拜圈地乱政的剧情深深的吸引了我。康熙八岁登基，未到亲政年龄。索尼、鳌拜、苏克沙哈、遏必隆等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其中尤以鳌拜为甚。他大肆圈占良田，驱逐百姓，甚至将皇庄（类似与今天的国企）的土地也纳入囊中，其结果是民怨沸腾，百姓流离失所，一度威胁国之根本，其结果是进京赶考的天下读书人之一伍次友在京试会考（类似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中冒着杀头的危险以“论圈地祸国”为题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篇策论，将当朝权臣鳌拜圈地乱政之行为公布于庙堂之上，并最终成了鳌拜倒台的导火索之一。 <关上电视之余，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这发生在几百年前的事情（康熙帝于1661年登基，时年八岁），好像与今天的拆迁状况很是相似。

     就经济发展模式来说，清康熙初期时中国是个完全的农耕社会，农民依附土地，；而当今社会，虽工业有所发展，但我们尚不能说自己已是完全的工业社会，农业人口依然占多数比例，工业生产亦需要农业的发展提供支持。从政府税负来源来看，清康熙初期朝廷收入来源也几乎全部来之于土地；而当前阶段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样是土地，靠的是高额的土地出让金来维持运转。

    从政治权力的结构来看，当时的康熙尚未亲政，手下四大辅政大臣结党营私，皇权收到严重挑战；而当今社会阶段，温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公然承认“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中央的权力与威信同样受到地方政府的挑战。

    如果仔细梳理与分析，或许还可找出很多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其他的相同点我们或许可以不顾，而圈地也好，拆迁也罢，两者给社会所带来的祸乱与灾害，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每一个人所不能回避的一个严肃话题。

    毋庸置疑，成为与当下中国社会进步一个标志性的特征----城市化相伴而生的房屋拆迁问题，在很多时候这一现象因被冠以“旧城改造”、“棚户区改造”的头冠而受到正面的描述与报道。事实上也确实有相当多部分的群众因拆迁而受益，因拆迁而改变、改善生活。

    但，魔鬼出现在细节里。要全面考量拆迁问题的实质，我们需要回答一些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每个地方政府的拆迁项目有多少个是真正让百姓受益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有多少个拆迁项目不是那种为获得GDP的高速增长而人为的“大拆大建”项目？被拆掉的房屋有多少房屋的使用寿命超过了30年？拆迁的进度与每个城市的用地总体规划是否相符？与城市化的步伐是否相协调？拆迁项目中拆迁安置补偿方案有多少是百姓能够总体接受的？拆迁项目有多少是依法进行的？

    诸如此类的问题，笔者没有见到有人做过这样的专门调查，但笔者在接触到的拆迁纠纷案件中，发现的问题很多：没有任何手续的逼迫拆迁，挂羊头卖狗肉的变相欺骗拆迁，（说是旧城改造，但很快变成商业开发），与整个城市总体规划不相符合的违法拆迁，有刚刚建成的房屋尚未拿到房产证就面临拆除重建的“浪费拆迁”，有动用社会闲杂人员驱赶业主的“胁迫拆迁”----。这些违法违规问题的客观存在，致使相当多的一些民众在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思维下，家破房亡，流离失所，为维权四处奔走，而司法机关的冷漠（表现为千方百计推诿不予立案，立案后软磨硬泡的进行所谓调解企图迫使被拆迁人接受不公平的安置补偿方案，调解不成后迟迟不下判决，坐视拆迁方违法拆除被拆迁户的房屋，矛盾不可调和后，不考虑如何最终彻底化解矛盾，解决纠纷，而是一门心思维稳，对拆迁户围追堵截，严防其申诉与信访在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式的短平快发展模式下，百姓安家立命的房屋难敌轰鸣前进的推土机，难以独立办案的司法机关低效率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合力将当下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个孤立的拆迁纠纷个案演变为一个不能让人忽视的拆迁现象抑或拆迁问题，这个问题给当下社会造成的种种冲击：诸如农民被迫上高楼，乡村数量消失的速度惊人（乡村文化、民俗等面临严重挑战）、耕地大量被荒芜和破坏（粮食安全问题再被重提）、周而复始的拆了建，建了拆（社会财富浪费严重，环境污染值得警惕），司法不公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维稳面临很大压力，很多不稳定因素均来之人为制造），快速度拆迁后开发的房地产加剧了房产市场的泡沫（各地均出现层次不一的“鬼城”），加重了中国经济运行的不安全不稳定性因素。

    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及解决时间，将很大程度上考验着我们现在的执政者，如果处理得当，不仅能够使各方当事人息诉罢争，节省行政及司法资源，更能增加执政者的群众基础，使和谐社会的理念得以落实，如果不能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之，以正确的方法解决之，则当今社会因拆迁所引起的阵痛绝对不会亚于清康熙年间因权臣们圈地而给社会造成的动荡。

 郎克宇 

2012年11月7日